所以，确证人之为人的存在，并非一次性可以完成的，在日用之每一件事上都要完成这种确证，一旦于其中的任何一件事中疏忽懈怠，人自身的存在就是缺席的，故这是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之事。

20李零：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（增订本）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03页。他说：诚者，朱子注：真实无妄之谓。

人之赞天地之化育，必然预示着道德的形上学的完成。不敬，何以别乎?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前面说过，敬就是因他者乃一天命在身者而可能，故孝之所以可能，亦必尊重父母乃一天命在身者，且子女须自觉自身亦是一天命在身者。……《诗》曰：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（《二程遗书》卷二上）离人而言之，应是指离形下的人而言之，形下之人并非是真正的人，因为形下之人只是依据躯壳起念，真正的人必定是可以回应与承受天命之形上之人，此时，人才能赞化育。【42】所谓赞化育只不过是回应与承受天命而已，若以自家的躯壳起念而为赞化育，则必离开了真正的人，或者说，把形上之人下滑为形下之人。

若仅从事为上讲，有须改者，有无须改者，亦与年岁无关也。【3】这样，我虽然无法达到这种无限实体的实在性，但却在思中以某种方式召唤了祂。夫邵既注意名实，察人自重考绩，故作都官考课之法。

《老子》曰：夫惟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傅玄曰：圣人至明，不能一检而治百姓。论神情，黄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，自非巨眼不能识。著书关于朝廷社会之实事，或尚论往昔之政事人物，以为今日之龟鉴，其中不无原理。

汉代于取常士则由察举，进特出则由征辟。又曹羲之言，乃论清议臧否，而魏初论人物者固亦甚贵名检也（当实为清，本循名责实之意）。

出尤之人，能知圣人之教，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。此谓典制有号，相称则官无废职，人物有名，见效则位无废人。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，有中庸至德。蔡邕《荐赵让书》曰：大器之于小用，固有所不宜。

其《至公论》曰：谈论者以当实为清。又曰：取辩于一物，而原极天下之污隆，名之至也。夫圣人尤中之尤，天下众辈多而奇尤少。惟其书宗旨，要以名实为归。

其叙曰：名者所以别同异，明是非，道义之门，政化之准绳也。而正始如以王何为代表，则魏初之名士，固亦与正始有异也。

书议时事，评九品中正，陈建官之意，最中时弊。此称美圣德，文意与《人物志》全同。

魏晋相继，篡逆叠起，权臣执柄，君臣危之，则不得不申尊卑之防。魏初，一方承东都之习尚，而好正名分，评人物。袁弘著《后汉纪》，叙名教之本。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，是以越俗乘高，独行于三等之上。君子之求胜也，以推让为利锐，以自修为棚橹，静则闲嘿泯之玄门，动则由恭顺之通路。但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，外冒超奇之名者极多。

实立而名从之，非名立而实从之也。天下大乱，拨乱反正则需英雄。

因其亦总论理则，故可称为形名家言。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，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。

《老子》曰：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则为官长。魏世钟繇、王粲著论云：非圣人不能致太平。

然则太平之治，固非圣王则莫能致也。刘邵之书，集当世识鉴之术。厉行者不必知名，诈伪者得播令誉。高似孙《子略》论，亦言其杂取道法。

盖谓眸子传神，其理微妙，可以意得，而不可以言宣也。汉末豪俊并起，群欲平定天下，均以英雄自许，故王粲著有《汉末英雄传》。

毓与邵同定律，于刑律均有著述。神之征显于目（邵曰：征神见貌，情发于目），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。

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，失其原义矣。后汉晋文经、黄子艾恃其才智，炫耀上京。

合观上文，嘏所善谈者名理。如其所采亦有魏晋形名之说，则是书指归，必兼及于政治人事也。曹魏父子严刑峻法，司马父子奖挹忠孝，其迹虽殊，用意则一。然玄亦以知人见称于世，为中护军拔用武官无非俊杰（以此为司马氏所忌）。

嘏与会均精于识鉴（嘏评夏侯玄、何晏等事，见《魏志》本传注及《世说》。此人君无为而治之一解也。

魏文帝重法术，明帝奖经术，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世。依刘邵所信之理推之，则钟王之论为是，而司马朗之说为非也。

何晏、王弼已为正始之玄学家，与魏初名士不同（晏之《道论》自与任子《道论》有殊），然犹受时代之影响。察其所以然，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。